1743-1744、1748-1749年间，有一位名叫威廉·钱伯斯（1723-1796）的英国人，前后两次赴广东游历。回国后，撰写了《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之设计》一书，1757年在伦敦出版，同时有英文和法文两个版本，成为一部流行于欧洲的“中国风”名著，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客观写实的资料。最近，本书作为《徐家汇藏书楼珍稀文献选刊》之一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再现了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的文献原貌。

　　“中国风”是13世纪晚期开始在欧洲出现的一种艺术和文化现象，随着来华传教士著作的出版与大量从中国发往欧洲的书信汇编问世，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与物产的迷恋在18世纪发展到了顶峰。这种中国文化在西方所形成的文化特有现象，展现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对欧洲的文化与艺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个时期的欧洲人对中国文化具有广泛的兴趣与追求，促进了他们对中国的主动关注、学习与借鉴，在文学、戏剧、哲学、建筑和艺术等领域，创作了大量蕴含中国文化元素的作品，成为欧洲文化的新景观。钱伯斯正是其中一位在推进“中学西传”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西方人。

　　出生于瑞典商人之家的钱伯斯是“中国风”的推崇者，他在瑞典东印度公司任职期间，两度远航来到广东考察和短期居住，广东独特的建筑与园林艺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后，他决定投身于建筑，于是到巴黎、罗马攻读建筑学，在1755年迁往伦敦定居，建立了一家建筑设计事务所，以建筑师的身份活跃于英国建筑界，成为英国皇家建筑顾问，曾被任命为国王的地产建筑师，并一度专为贵族们负责建造房屋。他曾奉威尔士太妃奥古斯塔之命，参与改造邱园（英国皇家植物园），负责其中异域风情部分的设计建造。1763年工程完成后，他出版了《邱园中的建筑设计》。他在邱园中遵循中国建筑规范，建造了一座著名的宝塔，这座以报恩寺琉璃塔为原型的设计，成为当时欧洲时尚建筑设计的代表。邱园的设计与建造充分展示了钱伯斯对中国建筑与园林的深刻理解与实践能力，是其职业生涯中的重要作品。

　　《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之设计》是钱伯斯的第一部著作，这是他在广东期间实地访问与测绘的成果。当年他是一个业余的建筑爱好者，与年轻的建筑师们每到一处，便充满好奇地对亲眼所见的庙宇、亭阁、园林与民居进行记录和测绘，除平面设计图外，还按实际尺寸绘制标有比例尺的建筑图，较为精确地记录了建筑结构的风貌。对于建筑内部的陈设与装饰也作了投影般的绘制，如对两处岭南民居的厅堂全景式地展现了以条案供桌为中心，左右对称地描绘了不同的凳子、花几、垂挂的花灯，以及盆景、香炉、插花、瓷器等物。正面墙壁的木雕装饰屏画突出了中国传统的梅兰竹菊，形象地描绘了广东富裕之家的生活居住场景。

　　家具、服饰与器皿曾是欧洲人关注的“中国风”内容。钱伯斯在书中收录了多种款式的桌椅、条案与几架，附有局部的雕花细节图。他通过17位神态各异的官员、武士、仕女、僧人、商贩、渔妇、船工等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他们不同的服饰。机械装置则有中国独具特色的扬谷机、鼓风箱和龙骨水车，并以透视图直观地画出了其内部设计结构，帮助人们了解其操作原理。还有三种不同形式的船令人一睹清代广东的水上交通工具。

　　瓷器是最受西方人关注的中国物产之一，具有广泛的日常使用与收藏需求。钱伯斯选择了17件造型各异、纹饰精美的茶（酒）壶、杯盏、花瓶和香炉，以逼真而立体的画法，将中国人生活中所使用的瓷器呈现在西方人眼前，在钱伯斯看来，这些瓷器属于收藏的古董了。

　　这部八开大图录虽然只有46页，所收录的对象也数量有限，但体现了钱伯斯眼中的中国设计特色。这种选择性的记录，反映了钱伯斯的美学观和对中国文化内涵的理解。如书中收录上述物品之外，还值得关注的是按书法手迹抄录了多副对联，其中一联为“杏雨松风竹叶，茶烟琴韵书声”，显露了钱伯斯对中国建筑家居装饰的优雅情趣与文学审美的感知和认同。此外，钱伯斯虽未在书中呈现中国园林的实景图，但他专列一章《中国园林的布局艺术》，表达了对中国园林的认识，对于当时欧洲“自然”与“人工”两种造园观点的争论，钱伯斯十分赞赏中国造园“自然的无规则之美”所具有的艺术魅力，此论是本书社会反响最大的部分。他的造园观在1772年出版的《东方造园论》中得到了进一步阐述。他说：“与欧洲相比，园林在中国享有更崇高的地位。他们把包含着人类伟大知识成果的园林视为一件完美的艺术作品。他们的园林制造者中不仅有植物学家，还有画家和哲学家，他们对人类的心灵有着透彻的认识，并且对艺术有着最炙热的感情。”从欧洲园林史来看，钱伯斯的造园理论与实践，对西方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推崇的中国园林促进了欧洲造园风格的变革，推动了“中英混合式园林”的建造。通过此书，我们可发现中国园林艺术在西方的发展轨迹，以及至今西方国家仍不断仿建中国园林景观的文化源流。

　　钱伯斯仅撰写了本书的文字部分，据专家研究，有些内容取自他人关于中国的著述。他另请“英国最优秀的版画师”据其提供的图例草稿，以铜版画技法雕刻印制了附图。这种二度创作，不免融合了画师的隔空想象，西画的素描与透视手法增强了图像的视觉效果，部分附图确也存在失真和修饰的景象。如对联、牌匾中的部分文字临摹有误，成了不可辨认的线条，有些服饰也不符清代式样，有可能画师借鉴了当时欧洲出版的其他“中国风”文献的图像。

　　1796年，钱伯斯在伦敦去世后，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角。《中国的建筑、家具、服饰、机械和器皿之设计》可视为钱伯斯的中英文化交流互鉴纪念碑，至今仍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完）（原标题：钱伯斯的中国风）